Panel B 区域研究的理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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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时间:2019-08-23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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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一周年之际,成功举办以“面向21世纪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世界经验与中国范式”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为增进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的交流与对话,此次国际研讨会设置六个平行分论坛,主题分别为——

  新世界,新区域、区域研究的理论范式、区域研究的地区经验、区域研究的美洲视角、区域合作与共同发展和区域聚焦:南亚与中东。

  在小范围的对话和讨论中,各国学者针对全球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及各自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提出了不同解答和经验。

  首先我们应明确区域研究应当研究什么。在当前全球化、国际化的趋势下,区域研究显得很独特。因此我们在关注区域研究时必须找到区域研究不同于以往的愿景,即区域研究应该积极面对挑战并进行实践。

  对作为学科的区域研究的考察应当遵循如下步骤:首先我们应当知道这个学科是如何演变形成的,以及该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这需要联系政治学经济学专业学科的进展。其次,我们应比较不同领域的不同条件。我们还应看到当前区域研究并不作为一门学科被承认,学术期刊不肯刊登反映区域研究成果的论文。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学的区域研究同政府机关的关系。有人认为,区域研究和智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会给政府提供数据、事实。因此我们应当思考,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区域研究成果。例如一个帝国的垮台会有怎样的后果,某个现象为什么发生在这个国家而非其他某个国家,某个国家政权的变化会给局势带来怎样的挑战等问题。也有人抱怨区域研究具有排他性或绝缘性,或许是指其他学科对这一学科仍知之甚少。进行区域研究时我们常说局部和整体或中央和地方之间会有冲突,这需要我们从方法论层面进行反思。我们也应注意到,全球研究是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同区域研究的视角紧密相连。

  面对来自不同学科的挑战和批判,我们要做到坚持如下几点:首先应保持自我的反思性。还应当更多地关注地区的特殊性。此外,区域研究有巨大的跨学科潜力,但这种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应当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两种视角,充分发挥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还应当对知识性的生产多加反思和批判。区域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应当基于广阔背景,询问基本问题,关注普遍性规律。面对来自其他学科的批判,我们要提升其他人对我们学科的认识。我们不能把别人学科的框架搬过来束缚这个学科,而是要构建区域研究未来的发展模式。我们还需要求同存异的对话模式,进行跨语言、跨文化的对话。专业的区域研究学科需要了解不同的文化、知识;这是一种新的学科形式,不脱离本土环境。在不同语言、文化间来回游动,要挑战现在所谓的真理。要与学者更多地进行交流,而并不是仅仅了解事实。我们的关联性是更多交流后创造的可能性,它不仅是世界的可能性,还有跨文化的可能性等等。

  区域研究和社会科学这两个领域该如何互动?这种互动又该如何加强?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区域研究和社会科学的融合中,需要一种政策上可信的理论,也需要各领域广泛的跨学科合作。对此,我将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阐释:

  我们希望我们的区域研究成果能够提供一些概念模型和政策工具,以适用于政策制定。区域研究是多学科共同研究的成果。在区域研究中,我们会遇到一些普遍存在的大问题,如主权问题、网络安全、不平等、失业等;关于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中人类社会的普遍问题,我们希望建立可运用于政策中的知识和理论。

  问题导向的研究不同于其他研究。这种在问题驱动之下进行的区域研究的目的,既不是去检验我们所建立的这种普遍理论的解释能力,也不是要提供关于一个区域性问题的具体的方法技巧上的建议。相反,我们研究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政策工具的概念化模型,而这种模型则建立在多样的理论惯例(或者理论传统)之上。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面,我们需要扩大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想法。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些实证研究来支持区域研究。另外,作为区域研究,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区域经验的特殊性,例如研究亚洲区域时不可能照搬东欧经验,而要关注亚洲区域的特殊性。

  在问题导向下的一些专门研究,比如对中文的研究,可能在与其他学科交流方面存在困难。为此,我们需要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进行跨学科的共同研究,从而为把我们的研究成果用于更广泛的其他学科领域提供可能性。

  就对中国的研究而言,跨学科研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研究中国政策。从学科角度来说,在中国有太多分离的支离破碎的研究。问题导向和量化目标也不一样,量化目标过于明确,这对我们的研究造成了一些障碍。对于科学研究来说也会有一些顾虑。社会科学家习惯于用大量数据进行研究,这有时反而成为研究的“孤岛”。在强调方法论的时候,为了避免这种“绝缘研究”,我们鼓励大家用问题驱动的研究方式。

  关于东亚经济合作,90年代末亚洲面临金融危机,大家尤其关注经济稳定性问题。如何面对这种经济挑战?我们可以模仿IMF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建立稳定的货币联盟,创造共同的汇率体制。而若想成立东亚的经济合作、货币基金组织,首先需进行主权让渡,以化解竞争压力,强化区域身份认同。另外,针对一些政策问题,从逻辑上提出了一些而可行的解决方案,把问题的关连性从逻辑可行的视角一一进行考虑。

  当今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国别和区域研究”,涉及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美国的“区域和国际研究”是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最强大、完整的国际研究体系,具有世界性的“模板”效应和深刻的影响,也对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有着多方面的启发和参照意义。

  首先,区域研究应该强调研究的国际性面向。这从语汇变化即可看出。尽管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先后使用着“areastudies”,“foreignareaandlanguagestudies”,“worldareastudies”等术语,但相当长时期内最常见的还是“areastudies”,不过近几十年里,“areaandinternationalstudies”与“internationalstudies”被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一表达的兼容性与准确性更高,更适合于表达一种国际性的知识综合体。这意味着,我们在开展区域与国别研究时,也要强调研究的国际性面向,将原有学术体制中所有涉及外部世界的领域和因素予以动员、协调和整合。

  其次,东方学的研究路径存在缺陷,区域研究需要学术制度的加持,也需要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尽管20世纪中叶之前欧洲进行过东方学研究,其发挥和呈现了欧洲人文学的伟大博学传统,但仍是一种局部的、偏狭的专业化学术格局,没有社会科学的大规模参与,且由于意识形态和学科体制上的缺陷,因而不足以形成健全和充实的关于非西方世界社会的历史观念。而二战以后美国的区域研究具有真正的、多方面的世界性,体现出一种“创生”运动特征。美国的区域研究抛弃了东方学的研究范式,它将以前不被包容、接纳为正式学术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正式纳入学术领域,并通过学术建制的形式使其合理化、合法化,在研究方法上则更强调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在美国式区域研究兴起后,欧洲国家也部分地依照美国区域研究模式对其域外研究加以改造和重构。美国社会科学对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形成显著优势,世界社会科学知识格局中确立和维持美国的中心和“霸权”地位。

  再次,区域和国际研究太庞大、复杂和重要,因而不能和不应以“智库”框定和引导,否则将同时损害区域研究和智库的“智性”。战后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主要存在于大学体制当中,而且在大学内部主要存在于其“文理学科”的框架之下。这种基本制度位置说明和规定了区域研究作为基础性学术和“专深研究”的身份和属性。当前,我国大力推进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与在高等教育内的“智库”构建已呈现已成并举甚至混同之势,而这当中可能既有对区域研究的狭隘认知,也反映对“智库”的肤浅理解,隐含巨大、深刻的缺陷和风险。就此我们至少需要了解,美国的智库体系有其独特起源、机理、动力和演变历程,区域和国际研究中仅有少数分支和领域与其有较高程度的重合。

  第四,尽管区域研究的根源和存在使得区域和国别研究不可避免地更加关注对外政策、国际关系向度的研究方式,但区域研究还应该注重自身的文化领域。其供养和涵育了关于对外部世界知识的问题感,决定着对外知识以什么样的形式、风格和厚度存在。

  总之,尽管历史和现实中的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有各种问题、困境和缺陷,但基于它在当代世界性专业化学术体系中的存在中所具有的深厚的理据和根基,基于它的规模、成果、影响力和典范意义,基于它在历史上呈现出的包容性、灵活性和适应变迁、自我变革的能力,我们必须有重视、理解、参照它的理由。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以及中国的世界角色和抱负的提升,势将使中国的国际研究得以迅速扩张,并推进其“全球覆盖”格局,获致仅次于甚至超过美国的数量规模。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复制美国模板,但在构建“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当代努力中,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的实际历程和思想资源,包括它自我批判和反思的资源,应当成为我们获取原理性认识和方法、策略的重要来源,甚至应当被视为知识和思想上的重要起点和基础之一。关于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的知识和思考,应当作为我们自己的区域和国别研究的参与者、规划者和管理者的“通识教育”中必需的环节和组成部分。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让空洞、虚妄的“自主性”主张成为懒于学习、昧于知人、弱于思考和反思的借口和原因。

  如果我们想理解现在并塑造未来,我们必须理解历史。什么方面的历史呢?在过去,人们认为文化间泾渭分明(“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隔离”)。区域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文化隔阂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要了解当地,我们必须走向全球。

  历史学是否为区域研究?我认为,历史即意味着过去的领域。自然环境的物理、气候变化固然小,但语言、文化、行为方式等方面变化很大,而人性的本质又是没有发生变化的。故而,分析横向与纵向的差异性同样重要。20世纪下半叶出现新变革,有人认为历史无法予人启迪。所谓以史为鉴,实则是带着偏见研究,经常产生误解。历史中的人物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世界观,今人无法照搬历史经验。但是,我认为,历史还是人类知识和智慧常年积累的宝库,我们应保持审慎的态度,重视历史积累的经验。

  一直以来,世界都是全球体系的产物,而当今各国边界更加模糊。各类新兴政治势力逐鹿世界,在权力斗争中,政治上的敌友之分泾渭分明。这构成了区域研究一大挑战,即挑战了我们的“舒适区”,我们只能通过思想上的双重穿越来理解对象区域文化。另外,全球文化的沟通交流,往往会带来误导性影响。这要求我们不能在旧数据体系构建新思维范式,而要看到世界秩序和全球价值观的关系。

  “丝绸之路“或成为21世纪中国的核心。它是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现象,但该项目并非怀旧,而是面向未来之举。未来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的深刻把握上。中国承诺投入大量资金,通过“一带一路”项目推动技术实时互联互通。习总书记也谈到,重振和扩展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面向未来的;而设计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整体,则建立在对历史的深刻把握之上。我们不能忽视线性全球化,实现海陆多维交通、扩大平台,创建混合区,因为关系与影响力不仅平行存在,也在纵向拉伸。

  以色列特拉维夫研究中心积极应对挑战,思考在新型丝绸之路上,以色列应当扮演何种角色。以色列地处欧亚非三洲交汇要冲,应当发挥跨越与弥合鸿沟的作用。我校研究中心以多项目、多学科联合为基础,被置于历史研究院麾下。外界担心我们的分析框架是否会被政客、企业家控制,但我们的观点是,经济、政治、科学、历史应该融会贯通,我们并不是为了丝绸之路的政策而开展研究。我们应当承认贸易对人类历史、社会产生的影响。面对各类批评、意见,我们一面需要通过外部观点审视自己,探索如何构建自我自觉的文化实体;一面需要了解相关思路,对外审视,了解相应机制与流程,探讨它们与外部因素碰撞时的变化趋势。此外,我们应当分析区域性主题,对“舒适区”有所剖析,并关注本地的全球化,把握显隐性的战略影响要素。

  最后,回到最初的论题,我认为历史学不仅是区域研究的组成部分,其本身便为区域研究。我们应当追问历史研究能否形成反思,并为决策者提供决策建议。

  在南非建立区域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尤其南非对于非洲来说相对独立,学术研究、论述都受过去的影响、以史为鉴,同时也需关照现实。区域研究所研究的是某一个特定区域,还是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将非洲作为区域进行研究,又将如何影响非洲及其以外的地区?这是我本人十分关注和感兴趣的问题。

  首先,南非的政策、种族歧视、部落关系、政治文化关系等问题值得关注,并对区域研究产生着重大影响。对南非身份问题的争议,将影响到南非的教育体系。教育体系是有政策倾向的,在南非有两种层次的教育体系——精英教育和次等教育,而这两种教育体系在高等教育之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在这种教育体系之下,如何利用现存的教育资源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在南非,各个群体渴望自我的身份识别。人文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历史研究等等,不管怎样给这些课程命名,实际上都反映了我们的观点,不同的人有自己不同的身份识别。

  国际关系和外交对南非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也是区域研究的课程设计所需要考虑的,比如反党运动,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国针对南非的孤立政策等。种族隔离的研究也是南非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针对当时严重的种族隔离问题,南非通过谈判讨论出民主、和平转变和冲突中重建这两种解决方案,而最终我们选择了和平解决的方案,这充分体现了曼德拉式外交政策的理念。而在上世纪90年代的南非,政治、历史、社会学等学术界论述热点和课程设计,都围绕着谈判推动和平的模式的可能性这一话题。

  南非在非洲、乃至整个世界具有其重要性,而世界的融合不能忽视南非的声音。世界如何看待南非和非洲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南非还重要吗?它还是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吗?南非的经济分配原则是否公平?这也是一个讨论热点。我们的智库、大学在传达南非声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智库定义着南非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大学在介绍南非、非洲外交政策和人权理念方面也至关重要。

  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区域研究缺乏定义以及专业维度。这或许将随着政策的制定而有所发展,因为所有的研究都与现实的动向有关。学术研究上的竞争催促着我们思考如何定义区域研究的学术空间,这影响着资源向何处倾斜。我们将以何为研究方向?是否该以政策为导向?学生知道什么是区域研究吗?他们的研究兴趣又在何处?在学生普遍对区域研究缺乏了解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推动区域研究的普遍化、大众化?这些都是区域研究未来发展中所面对、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略谈一下区域国别研究产生的两个驱动因素。从目前趋势来看,地区国别研究在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近年热度越来越高。事实上区域和国别研究在中国一直存在,只是那时候的研究尚不在正规的学科建制之内。我们不可因为今天区域国别研究热度升高而否认此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学科的存在,不可否认前人的研究工作和贡献。

  为什么当前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在中国不断上升?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时,我们首先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引进其资源、技术、商品,因此在政策背景之下需要大量的欧美日研究专家。因此上世纪80年代后期区域国别研究重点在欧美。而现在,中国国际地位升高,国家利益、需求越来越全球化,不仅对欧美日开放,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也愈加紧密,对这些国家的政治、贸易、经济和法律体系也亟待了解。与战后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兴起的逻辑起点相同,在“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中国地区国别研究的热度的提高与急切的政策需求紧密相连。

  除了政策需求,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也需要学科、知识创造的内在动力。在过去40年里,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蓬勃发展。当时在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存在比较成熟的理论范式。主流的研究范式是把国家当成一个“黑箱”,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在性质上没有区别,只是在能力上有强弱之分,因为能力的强弱会产生大国与大国、中等国、小国之间的不同的国际关系。而现在,在我们把“黑箱”打开之后,学科本身的新知识该如何增长?比如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与无宗教信仰的国家在性质上可能不同,而认识到这种不同将会为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打开另一扇大门,使得区域国别讨论的主题变得更加丰富、有趣。

  以上解释了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为什么越来越重要。区域与国别研究重要性的提升是对政策需要和知识本身增长的回应。

  接下来我要强调,区域国别研究应当具有问题意识。区域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话题,但是目前的学科建制很分化,关于一国的知识被分割到经济、法学、历史学等领域。在学科分割的巨大压力之下,我们如何指导学生进行研究?本人认为,应当努力发现人类还未解决的知识上的问题。相比这个问题所属的领域和解决范式,问题本身的意义要更为重要。

  例如,我的一位学生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伊斯兰革命进行后,伊朗每次进行总统大选前经济就会下滑。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例如经济学的解释是石油价格波动,国际关系学的解释是美国的压制。但是单从一个方面可能难以全面解释这一现象。而这个学生给出了如下解释:伊朗国内的政权有两个合法性来源——总统大选和宗教领袖。竞选人在大选期间会努力提高经济水平以取得舆论支持和竞争优势,但这会触犯精神领袖的权威,因此宗教领袖会打压经济以维护自身地位。这个解释就体现了跨学科的分析思路,也是新知识增长的表现。

  下面我将简述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的挑战。首先,区域国别研究需要行政上的编制机构、政治机构建制,否则在资源竞争上将处于劣势。其次,目前缺乏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权威性期刊,现阶段产出的区域国别研究方向的文章不能被最优秀的期刊刊登。因此需要建立学术界的权威性期刊。第三个挑战是课程体系的设置,即开设什么样的课。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目前的教师们都来自特定研究领域,开设课程也是基于各自擅长的领域。如何实现真正跨学科的教学,还需要继续思考。第四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考试内容。具体表现为,区域研究的综合性要求学生自身怎样的知识储备,以及考试应当如何设置涉及基本原理的题目等。最后,区域国别研究院招收的学生和招募的员工应具备基本的外语能力。人才和工作人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当予以足够重视。

  如何理解中国社会的内在运行机制?作为中国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们在建立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的努力中所面临的核心所在,这个问题不得不同时面对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研究对象,研究方式,以及这些研究者们如何自我定义。

  在这种努力之下,加之依据中国城市和农村实地考察的经验,我们希望以一种非常规的范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能够帮助我们弄清“社会底蕴”的概念——“社会底蕴”是指那些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中未发生改变的、稳定的因素和事物。本文尝试着从生活智慧、家庭导向的文化、道德、口碑和声誉等角度探索“社会底蕴”这个概念的含义,以便于将“社会背景”这一概念置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发现那些一直控制着、影响着传统特性的“社会背景”并非是站在社会的变迁的对立面;相反,这些中国历史中稳定的、不变的要素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因而产生了新的历史可能性并同时保持着它最深层的历史意义。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重要作品《菊与刀》是一部人类学著作,但我们很难不说它是一部区域研究的作品,这部作品产生的影响之重大不言而喻。作为一个以欧洲社会理论和中国社会经验研究为重点的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很多时候我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社会本身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区域进行区域研究?能否从这样的社会调查和经验研究中获取区域研究的经验,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讲的内容。

  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过去的40年累积了大量关于中国社会的知识,但时至今日,仍感觉有所缺乏。仅仅从政策、政治、制度等表面现象了解社会,显然不足以理解使这个社会得以运行的深层知识。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两重性——理解中国社会时不能仅从表面上的政策、制度、社会结构出发,而要看到深层的影响机制;推广开来,对任何一个社会的研究都是如此。

  在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我们也可以知道——法律本身不是理解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现象,不同人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才是我们理解人与社会的重点所在。这也就是社会底蕴。

  由此引入的“社会底蕴”的概念,是指在时代变迁中大量保留的、不变的行为模式。在中国经历了如此多变革的今天,中国文化尽管在器物的层面上受到大面积破坏,但却在文化层面大量保留,并且与时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在过去10年的中国社会研究中希望加以发掘的。生活和生存的智慧、儒家相关的文化等,可能与理论上的讨论有非常大的区别,但作为文化传统它们确实存在,并对人类行为仍有着极大影响。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尽管中国经历了很大的社会变迁,但却保留了文化一致性,并且与时代紧密结合。以上是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一个议题。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差序格局”的理论,其基本内涵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关系对应着不同的行为伦理,不同的行为伦理代表不同的利益诉求。这样一个关系网络,以及相应的行为模式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模式。“差序格局”理论被大量应用,原因在于它不是表面的结构、政策,而是深度知识。

  我们所研究的丧服制度,便可作为这种“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的呈现来理解中国传统家族的范畴。例如,五服制度直到今天,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仍被普遍应用,这不是书面、理论的知识,而是口语性的知识,一种真实存在的行为模式。不同的丧服对应着不同的人际关系,这体现着伦理。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这种与丧服制度相关的社会结构,代表着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行动伦理的基本结构,而这样的结构在今天的社会中依然存在。这样的行为和其中体现的伦理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因而在研究中国社会时,我们不仅要考察现象、制度的变革,而且希望找到使这些现象得以运行的深度知识。

  回到我最初的主题——人类学起源的基本特征是研究别的文化。社会学、人类学中的发现是否能够成为区域研究中的一种考虑?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把人类学、社会学纳入区域研究,使其成果为区域研究带来某种启示。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于2018年4月12日正式成立。研究院以开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术管理、智库工作和对外交流为核心使命,定期举办天下论坛、博雅工作坊、新芽沙龙等学术活动,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就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学术关注问题和文化社会问题等展开深入研讨。学术活动面向校内外师生开放,欢迎关注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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